关于她的记忆
作者:阁楼里的星空


1. 文中引用了冯唐《水》中的一句诗:

你眼睛的面积一定小于湖/你也很少哭/为什么坐在你面前/就像站在湖边/细细的雾水就扯地连天

这太适合阿斯兰了,我一直想把它写进文里,今天终于如愿了

2. 奥布本岛叫雅拉法斯岛

3. 注意避雷,本文是兰妹妹(姐姐?);有AL提及,但最终是KL;有原创路人角色×A提及,不是抹布,是正经谈恋爱,但最后还是分了

4. 其实这篇文我写着写着就后悔了,因为阿斯兰没法这么坦诚,但我又舍不得放弃这篇写了一半的文,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接下去了



这是一张介于“女孩”和“女人”之间的脸,以及一副介于“女孩”和“女人”之间的身材。

好吧,我这么说很难让人理解,并且有目光猥琐的嫌疑,如果我不是恰好也是名女性,恐怕会被读者群起而攻之。我的意思是,由于她正处于20岁这个美妙而微妙的年纪,她身上同时具有少女娇柔的清纯和成熟女性飒爽的性感,稚气未脱的脸上混杂着锋锐的凛然。用花来比喻,她就像是茉莉花和朱顶红的混合造物,矛盾织就和谐。

按照写作的一贯套路,接下来我应该花大段大段的篇幅,详细描述她究竟有多美。我应该写她酒红色格子长裙下可爱的皮鞋,写她宽松的深棕色针织衫怎样勾勒肩颈的曲线,写她手腕上造型典雅的银镯子和耳垂上的珍珠,写她的蓝发卷曲着披在肩上。当然还必须写写眼睛,不能忘了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何况她的绿眼睛这么美,品质最好的祖母绿宝石也比不上。她看向你时,即使你明知其中没有任何含义,我也保证你还是会忍不住沉湎于此,仿佛微醺地浸泡在酒水湖泊中,尤其当你是个年轻气盛、自命不凡的小伙子时。

我每次回忆她的眼睛,总会同时回忆起那句诗:

你眼睛的面积一定小于湖

你也很少哭

为什么坐在你面前

就像站在湖边

细细的雾水就扯地连天

抱歉,我把话题扯远了。总之,我不想花篇幅描写她的美丽,这是无用功,多么精妙的文字都不如一张照片来的直观。而她的照片自70年起便向公众公开了,有一段时间更是铺天盖地出现在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中,人们津津乐道她的容貌、出身、能力与传奇般的人生经历,诸位读者大可自行搜索。

况且——也许你会笑我一把年纪了,还像个追星的小孩——况且哪里有文字能精准传达她迷人的容貌和气质呢?她可是阿斯兰·萨拉。



75年,战争结束但人们还惴惴不安的那段时间,我任职于奥布雅拉法斯广播电视台,主持一档访谈节目。我们的嘉宾无一例外全是社会名流,是商界、学术界、文艺界,乃至政界和军界的知名人士。要知道,“乃至”之后的部分很难接近,那些肩负着国家层面的重担的人向来不喜欢过多暴露自己,我们之所以能邀请到他们,得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或者说“需要”,你知道的,政府宣传的需要。

我们为此而自豪,至少我和我的部分同事是这样,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反感政府插手电视节目制作的行为,比如导演(我不会在这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我知道他的言论会引起争论,这位我人生道路上的前辈与好友已去世多年,我不愿打扰他的安宁)。

“得了吧,那些政客和军官照着上面的人给的稿子念,我们照着上面的人提的要求剪,这也算访谈?”他曾在一次酒后大肆抱怨,“什么时候媒体连这点自由都没了?”

制片人耸耸肩,说:“至少这让我们能采访到政客和军官。”

“那我宁可不要采访他们。”

其实这不难理解,不是吗?媒体人惯有的清高罢了,毕竟当我们还在学校时,“媒体自由”的概念就被教授和教材根植在我们心中了。而且导演虽然嘴上抱怨,该完成的工作却一直做得很完美,不然他也不会直到退休都没被踢出团队。

对不起,我又扯开了话题,人上了年纪,说话总是絮絮叨叨的,有太多事想回忆。我铺垫了这么多,是想说,尽管我们的嘉宾从不缺少军官,但我从来不认为阿斯兰·萨拉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我得知制片人向她发出了邀请时,我心想:好吧,要是萨拉小姐乐意在回绝的邮件里编几句借口,就算她屈尊降贵了。

几天后,导演兴奋地告诉我,阿斯兰·萨拉接受了邀请,她的名字已加入我们下一季节目预定的嘉宾名单。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又在开玩笑,或者大白天就喝高了。

但传到我电脑上的邮件明晃晃地证明,他既没开玩笑也没喝醉,阿斯兰·萨拉真的同意了参加节目,不会有第二个人以Athrun Zala为自己署名。

“但是为什么?”我很不解。

年轻读者可能不明白我不解的原因。在70年代前半段,阿斯兰·萨拉的名字伴随战争传遍了整个地月系,地球、月面都市、殖民卫星,在大街上随便拉三个人,其中肯定有一个听说过她的大名。

然而,人们对她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除去数量稀少但被疯传的照片和视频外,只有无数似真似假的传言。惊人的击坠数,两次从ZAFT叛逃,与亲生父亲反目,以第三方身份介入战争,这些都是真的,尽管说法疑似有意引导情绪,但都是真事(至于那些花边新闻和谍战小说似的谣言,我就不加赘述了)。诸位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自己乍听这些“真事”,会对事件的主人公产生什么印象?我行我素、桀骜不驯、锋芒毕露,是的,这就是当年很多自然人对阿斯兰·萨拉的印象,包括我。

我大概能猜到制片人向她发出邀请的原因,以及她接受邀请的原因都与奥布政府脱不了干系,但这恰恰是最令我困惑的地方,不管政府想借萨拉小姐传递什么信息,我以为她不是会屈从或装模作样的人。

身穿ZAFT红衣制服的少女透过电脑屏幕望向我。她立于高台上,身后是PLANT湛蓝而开阔的虚拟天空,与两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少女的短发和制服下摆也在风中飘扬,身姿却毫不动摇,挺拔得如同一株白桦树。显然她早已预备好迎接前路的艰险和荣耀,因而目光澄明,不曾躲闪。

不知为何,这道四年前的目光令我一阵悲哀。



不管我是怎么想的,在75年年末,圣诞节的前段日子,我们携带摄像器材和访谈大纲,乘船从雅拉法斯岛向晓之岛出发了。即将与一位活着的传说深度接触,大家都激动得忘了抱怨加班。

这里要解释一句,通常我们的节目都在演播厅内录完,但萨拉小姐坚持将录制地点改为晓之岛的儿童福利院。

——采访过程中我才知道,萨拉小姐并未在奥布安置住宅,她的每一个假期都在儿童福利院度过。相对于萨拉小姐的身份和收入而言,这实在不寻常,我尝试探究原因,但她不愿回答。

我猜不透萨拉小姐更改录制地点的意图,制片人和导演商量后认为没什么不可以的。

“也不是没有先例。再说,都能采访阿斯兰·萨拉了,别在意这点事。”导演说。

只不过那位代表政府与我们接洽的办事员脸色不太好看。

奥布的冬天远称不上寒冷,这天天气又极好,因而温暖如春,海面和晓之岛上建筑物的尖顶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碎钻似的。我们到达福利院后,隔着低矮的庭院围栏,看到马尔基奥导师正坐在门廊上享受阳光,一位女士端着茶点出来。院子里,金黄的银杏叶铺了一地。

女士也看到了我们,笑道:“是来找阿斯兰的吧,她和孩子们还在教堂,很快就回来了。”

我花了几秒在脑海中检索出她的身份,雁田·大和,freedom的驾驶员基拉·大和的母亲。

雁田女士招呼我们进去休息一会儿,但导演突然有了别的想法。

“教堂?萨拉中校信教吗?”

“不,阿斯兰只是陪孩子们去而已。教堂也是导师设立的,离这很近,孩子们经常去那玩儿。”雁田女士说。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们找到了福利院后的小山丘上,隐藏在一片绿色、红色和黄色树叶间的钟楼尖顶,十字架高高矗立。此时恰好从那儿传来钟声,“当——当——”的声响悠远而空灵,似乎能就这样轻飘飘地飞跃海面。

导演相信在教堂,我们能从萨拉小姐口中问出有趣的信息,便临时更改了计划,带着我们直奔而去。雁田女士提出带路,被他拒绝了。

说实话,对于他的想一出是一出,我们早已习惯,而且不得不承认,他的突发奇想总能带来好效果,这大概就是他能担任导演的原因吧。

教堂很安静。并不是说它没有半点声音,事实上,还走在林间小道上时,我们便听到了孩童的欢笑声和唱诗班的歌声,隐隐约约,恍惚间我以为那是风送来的银铃声。只是教堂总萦绕着“安静”的气氛,一踏入其中,心绪立刻平静下来,俗世的烦恼随即被抛在大门后,仿佛进入了一个更加超脱的世界,连空气都变得清凉。

见我们扛着摄像机和补光灯,门房多问了几句。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位和善的神职人员特意告知,萨拉小姐喜欢待在大礼拜堂,在那应该能找到她。

这座教堂既不宏伟,也不精美,只是朴素的乡间教堂而已,侧边留出一块布满杂草和碎石的空地,用作停车场。它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是主体建筑上一面巨大的玻璃花窗,正圆形,明艳的彩色玻璃拼接出花朵图案,繁复得令人眼花缭乱。天气晴朗时,阳光透过玻璃,被分割成无数条彩色光带,斑驳又绚烂,比彩虹更加明媚。光带随太阳的移动而倾斜,或因云层一时遮蔽阳光而明明暗暗,笼罩大礼拜堂前排的长椅,当然也笼罩长椅上的人——我是说,阿斯兰·萨拉。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在静谧的教堂,在华美的玻璃花窗下,她独自端坐,凝望高处的基督像。我们的脚步声惊扰了萨拉小姐,于是她起身,转身看向我们,格子裙随动作轻轻摆动一下。

我渐渐走近她,而她站在原地,彩色光束落在她发上与肌肤上,看上去很不真实。她微笑着说:“日安。”

温柔得不像话,又有一点孤独。



萨拉小姐同意在这开始录制节目,摄像师和录音师赶紧准备各自的机器,我忙着最后一次浏览访谈大纲,同时回忆来教堂的路上,导演临时追加的提问。一时间大家都很忙碌,除了灯光师,因为导演觉得这里的自然光已经非常完美了,不需要再打光。哦,还有萨拉小姐。我和她分坐在两列长椅面对面的位置,隔着过道,过道尽头是讲台,再之后是墙上的玻璃花窗和基督像。萨拉小姐安安静静地坐着,观察我同事们的工作,目光好奇。

我有点想笑,突然意识到她还很年轻,勉强还能被称作孩子。

“杰利,往后站一点,这台摄像机拍到你了。”导演提醒一位刚入职的同事。杰利也很年轻,没记错的话,他与萨拉小姐同岁。他个性开朗,业务能力不错,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只是偶尔有些冒失,不过年轻人的冒失总是会被原谅的。

随后,我们圣诞节前最后的工作正式开始。



我们的套路很简单,先与访谈对象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例如天气、新闻或生活中的小事,让双方都放松下来,再逐步进入正题,这也是访谈节目的通用手段。

“萨拉小姐今天的风格和过去不太一样,您之前穿便服出现在公众面前,似乎都是裤装?”

她下意识抚弄了一下发卷,有些羞赧地告诉我,最近她在尝试模仿母亲的风格。

“不工作时,母亲喜欢长裙和高跟鞋。”萨拉小姐眼睛微弯,视线没有落在我身上,而是落在回忆中,“母亲也喜欢打扮我,那时,我留长发正是她的期望。”

“您还留过长发吗?大家都没见过,是参军后剪短了?”我小心斟酌,状似不经意地开口,心里知道这是在揭她的伤疤。如果可以,我不想这样对待任何一个人,但工作就是工作。

我等待迎上萨拉小姐悲伤的眼神,但她依然温柔地笑着,说:“是的,长发不适合前线士兵。不过我最近想把它养回来。”

“因为现在不是战时了。”我松了口气,“您很像您母亲。”

现在想想,我的担心实在多虑,萨拉小姐不忌讳镜子中与母亲越发相似的自己,一定是已经放下了伤痛。

“所有人都这么说。父亲也是。”只是不知为何,她有些愣神。

现在还不到聊帕特里克·萨拉的时候,我提醒自己,换了个话题。

“那么,萨拉小姐,既然我们正在教堂,我想问一下您对宗教的看法。基因调整的技术公开后,宗教界反应剧烈,认为这项技术是对神的亵渎,甚至造成过流血事件。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调整者普遍排斥宗教的现状。但您似乎不是这样?”

她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我:

“我确实不排斥宗教,也不信奉。我在马尔基奥导师的建议下读过圣经,但既不相信上帝创造了一切,也不完全认可它的道德准则,我认为其中有一部分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

“但是,信教本身不是坏事。你们见过福利院的孩子了吗?他们都是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孩子,宗教帮助他们抚慰伤痛。他们相信有天堂,也相信自己终有一日会在天堂与父母重逢。不是相信世上有圣诞老人的那种相信,而是……”

看她皱眉组织言辞的样子,我替她补充:“而是信仰。真正的信仰与事实无关,只是内心的执着和希望,就算将来有人摆出不可置喙的证据,告诉孩子们天堂根本就不存在,他们也不会放弃信仰。”

“就像我和同僚们相信,我们的工作对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而非仅仅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历史车轮下打滚。”萨拉小姐笑起来,“获得信仰,会同时获得生存下去的力量,我想只要宗教能给予你这样的信仰,那它便是值得的。”

一位理想主义者,我对萨拉小姐下了第一个注脚。我想提醒她别让理想飞得太高,也别太相信地上的人,但她眸光透亮,毫无畏惧,与我看过的那张四年前的照片如此相似。于是我又想,或许萨拉小姐早就明白了,也早就品尝过代价,只是依然选择让理想高飞。

在我开始下一个问题前,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哒哒”跑进大礼拜堂,给萨拉小姐看她摘的花,鹅黄的花蕊和五片圆润的白色花瓣,花茎的浅绿很娇嫩。我们走来的那条小道边开满了这样的花,也许这孩子在花丛中搜寻许久,好不容易才找到她认为最美的一朵,满心欢喜地来与萨拉小姐分享。萨拉小姐显然习惯应对小孩子,她像位年轻母亲,熟练地抱起女孩,让她将花插在自己发间。

“抱歉,我没法不管这些孩子。”小姑娘心满意足地离开后,萨拉小姐对我们道歉。她发间的白花染上光束的彩色,像一颗流光溢彩的宝石。

“请别道歉,本来就是我们打扰了您的假期。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马尔基奥导师为什么会建议您接触宗教?您毕竟是位调整者。”

“也许是因为我当时的状态很糟糕吧。”她坦然承认,“那是72年,第一次对地战争结束后不久。我,还有基拉,当时一定很令人担心,所以导师才会建议我们尝试用宗教疗愈自己,这可能是他最后的办法了。”

“大和先生也读过圣经?他对宗教的看法与您一致吗?”

“不,基拉一直懒得翻开它。至于第二个问题,您只能去问他本人了,我们没聊过这方面的事。”

“我以为您与大和先生无话不谈。”

“大部分情况下,是的。但我们不会把每一个细节都谈到,也不是每一次都看法一致。别这么惊讶。”

“啊,对不起。”我赶紧控制表情。

看到这的读者也许同当时的我一样不可置信,freedom与justice,战场上最闪耀的双子星,在大众的认知中他们对彼此是毫无保留的,却原来也有“保留”的时候吗?

我知道诸位最想问什么,因为我也问了,时长原因,这一段没有剪进节目成品。如果有人不嫌麻烦将这篇文章与那期节目对照着看,会发现更多未播出的片段。

我犹豫了片刻,说:“我想问一个涉及隐私的问题,不在访谈大纲上,您完全可以拒绝回答,也希望不要冒犯到您。很多人都认为您与大和先生曾经相爱,这是谣传吗?”

很多人也认为你们至今依然相爱,尽管他们无法解释克莱因小姐的存在,我在心里补充。

萨拉小姐的表情有些古怪,但相信我,这与“回忆起失败爱情的悲伤”毫无关系。

“是谣传。我和基拉经常引起误会,但我们是年幼相识的朋友、并肩作战的战友,只是这样。”她脸上浮现出无奈的神色,大概被不少人这样问过。

“抱歉,是我多嘴了。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亲近彼此,总会被人误解,您和大和先生以及克莱因小姐一定对此很困扰吧。”我开了个玩笑,“说起来,虽然与您有过婚约的是克莱因小姐,但没有人将两位往暧昧的方向想,这可真奇怪。”

“我和拉克丝聊到过,人们对男女之间的亲密太敏感,对女性之间的亲密又太迟钝,也许一对女性情侣要当众拥吻才能证明她们是情侣,而非好友。”萨拉小姐也以玩笑回应——是玩笑吗?

当时的我不会对此有任何质疑,但如今,距离那次访谈已过去二十年之久;如今,我见识过更多心事重重却强装镇定的脸,更多被细心掩藏却仍表露端倪的心绪;如今,我回忆起萨拉小姐扬起的眉梢,眉脚阴影下,是否躲藏着无可诉说的遗憾,关于一场不被世人认知的爱恋?

然而,现在探究这个早已失去意义。大和夫妇最小的孩子也已经开始接受初等教育,向同学说起萨拉小姐时,他会称她为“父亲母亲的挚友”,而阿斯兰·萨拉于三年前下葬。

她被特别允许葬在PLANT为“血色情人节”遇难者修建的墓地中,距离她母亲不远的一株白桦树旁。白桦树姿态挺拔,凝望这一片寂静的坟茔,又竭力将枝叶伸向天空,似是守护,也似是追寻。风吹过时,叶片沙沙作响。

萨拉小姐死于一场车祸(我知道以她当时的年纪,称她为“女士”会更合适,但请原谅在我的记忆中,教堂玻璃花窗下坚定理想的年轻女性,这一形象从来不曾褪色),刹车故障加上夜晚视野昏暗,汽车以高速冲出盘山公路,在倾斜的山体上翻滚碰撞,直撞上海岸边一块巨大的礁石才停下。从现场照片看,汽车零件散落了一路,泄露的汽油点燃几乎只剩骨架的残骸,像是在海滩上点燃了篝火。我想象着救援赶到前,它是怎样在黑暗中独自燃烧的。

那时萨拉小姐即将作为欧亚大陆全体调整者的代表参加一场国际会议,议题关于基因调整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再次合法化。因此起初,人们怀疑这是一场刺杀。

事件发生在奥布境内,便由奥布承担调查责任,而结果公布后,谁也不愿相信,ZAFT更是不接受“意外”这一说法,以伊扎克·玖尔和迪亚哥·艾尔斯曼等人为首的部分官兵联合要求重新调查。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奥布同意了,但结论没有任何改变,面对无数个摆在眼前的证据,所有人都不得不相信,没有什么阴谋,这真的只是一次意外。

我还记得当初得知这个消息的自己是什么心情,那是一片空茫,不可置信、毫无实感。紧接着,白花花的空茫中飘悠悠升起一缕荒谬,逼得我想笑。萨拉小姐是一名战士,她应该倒在战斗中,有形的前线或是无形的阴谋诡计,无论哪个都轰轰烈烈得漂亮,又或者在理想到来后安详离去。夺走她性命的不应该是一场可笑的意外。

如果真的有神,萨拉小姐一定是祂不爱的造物。

萨拉小姐的葬礼并不公开进行,也没有任何影像资料流出,出席者只有她身前为数不多的好友,大和夫妇、奥布的阿斯哈代表、玖尔先生和艾尔斯曼先生以及他们的妻子,还有几位她过去的后辈。依照萨拉小姐的遗书,玖尔先生接管了她的全部遗产,并将其分成三份,一份赠与PLANT,她的故乡;一份赠与国际红十字会,用于援助难民;最后一份赠与无国界科研组织DSSD,据说那是她童年时期的向往。

葬礼当天,PLANT、奥布和大西洋联邦联合致悼词。介于萨拉小姐与大西洋联邦的旧恨,我不知道她对此是什么看法,不屑一顾,还是欣慰自己的工作卓有成效?世界如她所愿获得了长久的和平,尽管小规模冲突一直不曾中断,并且谁也无法保证下一次席卷全人类的战争永远不会到来,但是,在她与同仁们的工作下,国家和种族之间的仇恨正在慢慢消弭,我们确实走向了更好的方向。

悼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萨拉女士一生未曾婚配,也没有子嗣,她将自己奉献于艰难而高尚的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余力考虑组建家庭”。这不对,我清晰记得曾在萨拉小姐左手无名指上见过一枚白金戒指。

那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关于PLANT、奥布与非洲共同体联手修建的人类第一架太空电梯,它即将落成并投入使用。三方共派出5位相关人士出席新闻发布会,作为太空电梯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之一,萨拉小姐也在其中,代表奥布军方。

当时萨拉小姐已年近三十,岁月如流水冲刷河床,为她彻底洗去少女的柔软和青涩,又沉淀出更加醇厚的迷人。她将一头卷发利落地挽起,身上蓝白两色的奥布军制服熨烫得一丝不苟,既具备内敛的端庄,又显出夺目的飒爽。这让观看直播的我想起,采访时我问萨拉小姐,如果不考虑任何外在因素,ZAFT和奥布军哪一个才是她真正深切的愿望。她垂眸沉默了许久,说:“ZAFT,他们允许我穿裤装。”

任谁都能看出这是个胡诌的回答,但谁也不敢断言她是否在用胡言乱语掩盖真心。最终这一段未能播出。

穿军服时,萨拉小姐习惯不佩戴任何首饰,除了那一次的那枚戒指。

一枚素圈戒指,并不闪亮,也不见珠宝装饰,造型很低调,若不是恰好反射了灯光,恐怕在场所有人都会忽视它。

一位记者询问萨拉小姐,这是否代表她已步入婚姻。

萨拉小姐一定是太疲惫了,下意识翻看手中的发言稿,随后才反应过来这是个私人问题。她并未向众人展示自己的戒指,只是说:“这是一枚订婚戒指,我和他还未登记结婚,不过确实有这个计划。”

显然所有记者朋友都清楚,比起太空电梯的运营和保护方案,名人的私生活更能触动观众的神经,针对萨拉小姐及其未婚夫的提问一瞬间爆发,淹没整个会场,许久才平息。然而直到发布会结束,萨拉小姐也没有透露更多信息。

至今我们依然不知道萨拉小姐口中的“他”是谁,也不知道此事为何没了下文,当萨拉小姐时隔一年多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她左手无名指上空无一物。

可是,看当时萨拉小姐用指腹摩梭戒指的动作,我想她与他一定都曾付诸真心,共同计划了两个人的未来。尽管计划永远追赶不上现实的脚步。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虽然萨拉小姐未能与恋人走到最后,但一段新的恋情表示,萨拉小姐挣脱了过往的情感桎梏,愿意追寻新的爱意和新的人生了。



将近正午,我们暂时中断访谈,带孩子们回福利院吃午饭。

萨拉小姐带我们走了另一条路,一条大路,环绕山丘而下。路面平坦宽阔,足以让两辆汽车并排通行,我们走在路上,望见铺展的海面,听见路灯上海鸥的叫声。萨拉小姐领着孩子们沿路边的白色围栏走,从太平洋上吹来一股清新的海风。

知道我们是从林间小路走上教堂时,萨拉小姐有些惊讶,问我们为什么不选大路,那条小路很崎岖,带着器械并不好走。导演没好意思承认那是因为他心急又自信,拒绝了雁田女士带路的提议,只找到了小路。

饭后孩子们要午睡,先前为萨拉小姐戴上一朵白花的女孩似乎非常依赖她,牵着她的手指,睡着了也不放开。萨拉小姐等到女孩睡熟,才小心翼翼地抽出手,轻声道:“做个好梦。”

“听说阿斯兰长得有点像这孩子的母亲。”雁田女士告诉我。

75年正是奥布和PLANT之间延续至今的合作展开序幕时,但当时自然人与调整者、地球国家与PLANT的关系甚至称得上剑拔弩张,很难说究竟有几个人看好这场合作。访谈大纲上有不少关于此事的提问,角度各异又很刁钻,而萨拉小姐的回答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对PLANT与奥布的合作充满信心,并希望这能成为推动自然人与调整者放下对彼此的成见的开端”。

她滴水不漏的回答曾被嗤笑为“政治人士的虚伪”,但以与她面对面的我的视角而言,这绝对是发自内心的答案,真诚得恍若金子——萨拉小姐在整场访谈中都是诚实的,会闭口不谈,但不会说谎。

见时机差不多了,我终于抛出这个等待已久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一次战争期间,促使您加入ZAFT的是血色情人节事件,那么促使您离开ZAFT的又是什么?”

彼时我们身处福利院的会客厅,午后的阳光越发炽热,烤得大地散发出懒洋洋的温暖,令人身体松懈,昏昏欲睡。但萨拉小姐的神情随着我的提问一下子紧绷起来,无形中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加入ZAFT是因为不愿看到母亲和同胞们的悲剧重演,离开ZAFT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只不过离开时,我希望保护的已经不只是PLANT了。”

“也就是说,您离开ZAFT是因为认为ZAFT无法阻止悲剧?”

“当时的ZAFT不能。”她强调。

“当时的ZAFT由您父亲一手指挥,您不信任他吗?”

这句明知故问的话令萨拉小姐又一次皱起了眉。我在逼迫她将自己与亲生父亲之间的矛盾摆出来,任人观赏。没有谁会在此时无动于衷,何况萨拉父女之间的事就算用“矛盾”概括,也显得粉饰太平——那是背叛,是反目,是横贯一生的遗憾与伤疤,是对阿斯兰·萨拉血淋淋的控诉,帕特里克·萨拉死后,关于他的每一个字都是对阿斯兰·萨拉的控诉。

“是的,我和父亲对战争的看法完全不同,我无法继续留在他身边。”萨拉小姐说得缓慢,挑拣着愿意说出口的部分,“现在我承认某些方面他是对的,但依然无法完全认可。”

“您是说,再给您一次机会,您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她脸色苍白地对我点点头,随即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补充,语速变快:“但我可以额外做些事,我也可以用更温和的方式,我的意思是……”

她停顿一下,好像不得不喘口气,把语速放得又轻又缓:“……我的意思是,也许我能使他活下来。”

这就是我说的“遗憾”和“控诉”,萨拉小姐执拗地认为自己应当为父亲的死负责。她或许会在独自一人时,反反复复回忆战争的每一个节点,回忆她同父亲说过的每一句话,回忆父亲看着她时每一个最隐晦的眼神和最细微的动作。她意图从中找出任何导向另一个结局的可能,哪怕它小得比不上针尖。然后她会悔恨自己为何不曾撬动这个可能,她会无数次责怪自己“为什么当时不聪明点”“为什么当时不冷静点”“为什么当时不体贴点”。

萨拉派残党从未停止攻击萨拉小姐,但他们伤不了她,她的伤痕全部来源于自身。

我试图深入探究萨拉父女的关系,挖掘潜藏在最深处的爱和恨,但萨拉小姐没有多说,她告诉我,自年幼时起她便很少见到父亲。

“小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令他满意。”她说。

“进入军校后,我就几乎见不到他了。我知道他很忙,但也能感觉出他在躲着我,我想不通原因,直到某天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明白。就像别人说的,我很像母亲。”

说这些话时,萨拉小姐脸上无悲无喜,好像正在讲述的事与自己毫不相干,以至于我不知该如何接话。但现在我会回答她:“其实您也很像您的父亲。”

77年,调整者与自然人的关系由于一场恐怖袭击再次变得紧张,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萨拉小姐刚踏出奥布行政府大楼,便被一群长枪短炮的记者围攻。

“萨拉上校,此次事件会对国际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上校,能透露一下PLANT的态度吗?”

“萨拉上校,您还相信调整者和自然人能和平共处吗?”

“萨拉上校,有传言说您即将回归ZAFT,这是真的吗?”

“上校,您是否一直对自己战后归属奥布心存不满?”

从大门到军车,短短一段路被围堵得水泄不通,话筒几乎戳到萨拉小姐脸上。但她目不斜视,不闪不避,行动间像一阵爽快的风,步子不大,但坚定而利落。围追她的记者们不得不妥协,为她让出一条路。

“诸位放心,对于PLANT和奥布的合作,双方依然充满信心。”萨拉小姐打开车门,给予记者这唯一一句回答,随后上车,扬长而去。

所以有没有人对她说过,其实她也很像她的父亲?不是样貌相似,而是眉宇间的锐利、表情严肃时的强硬气质,以及不知以何为支撑的执着——有人会称其为顽固,都同她的父亲如出一辙。



黄昏时,我们离开了福利院,萨拉小姐送我们到码头,几个粘人的孩子也跟过来了。在船上与身影越来越小的孩子们挥手告别,看萨拉小姐牵着其中一个孩子的手,带他们转身回去,橙红的夕阳拉长他们的影子,又将影子亲密地重叠在一块儿,不分彼此。我突然理解了萨拉小姐选择儿童福利院作为落脚点的原因,她狂风骤雨下的混乱世界里,唯有孩童简单得美好。

几个月后,这期节目播出。我和导演在播出前看过成片,难得一致地对后期大量删减内容颇为不满,但剪辑团队表示,他们已经做了最大努力了。令我放心的是,政府大概没能通过这次访谈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意味着萨拉小姐并未屈服。

我刻意远离节目播出后掀起的讨论浪潮,偶尔避不开就毫不掩饰不屑。这不是完整的访谈,更不是完整的萨拉小姐。恐怕没有人能认识完整的萨拉小姐,她身边的人不能,我这个仅与她有过一面之缘的人不能,未曾与她有任何直接接触的诸位更不能。因此,所有讨论都失去了价值,都是在“自我揣测”的地基上构筑的空中花园——何况,我反感那些恶意的调笑和中伤。

这也是我在萨拉小姐逝世的3年后才提笔写下这篇文章的原因,我迫切渴望记录自己认识的那一部分她,不是为了她或其他任何人,说这样的话未免太大言不惭了,我只是不愿遗忘。但我同样不愿自己的话语为那些自以为是的揣测添砖加瓦,因此我挑了这个她渐渐被大众遗忘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到这篇文章,我只希望读到这的各位能对我文中记述的事件保持缄默,就当为一个孤独而顽强的灵魂默哀。



该用哪句话做结尾?我思考了很久,哪句都不太满意。但文章应该有一个结尾,所以就这句吧:

我相信直到最后,萨拉小姐依然理想长存,也相信她自认对得起世界、对得起自己,希望这个世界不要辜负她。


END
2024-1-8
Tuesday, January 09, 2024 22:49:55 PM 阁楼里的星空球 PERMALINK COM(0)
巴勃罗
作者:阁楼里的星空球


A不怎么喜欢小动物。不亲近也不讨厌,路上看到谁在遛狗,从来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想上去摸一把,但也不会刻意躲开。

不过他还是养过一次猫,只有那一次。

家里的杂物间突然传出猫叫声,很轻很细,仔细一听又没了,A以为是幻觉。但过了会儿,“喵喵”的声音又传出来。

A在杂货间转了一圈,移开那些柜子、椅子、箱子,就是找不到声音的来源。这时一个黑色影子嗖一下从他脸边窜过去,窜出窗户,跳进窗外的灌木丛。

A吓了一跳,跑到窗边看,什么也没有。他回到影子窜出来的地方继续找,终于在一把旧椅子下面发现了一窝猫幼崽。A赶紧去叫妈妈。

妈妈在纸箱里铺上毛毯,做了个临时猫窝。好几只小猫挤在里面喵喵叫,往彼此身上乱爬,它们小得都还没睁眼,鼻子和爪子粉粉的。A看着看着,伸出手轻轻戳了其中一只一下,那只猫扭一下身子,又转过头舔A的手指。

妈妈问,你喜欢它吗?

A摇摇头。他只是看这只丑得格外突出,好奇而已。它是真丑啊,身上大部分是白色,分布着不均匀的黑色块,看着很驳杂,嘴巴周围一圈也是黑色,像长了人类的胡子。

A猜他看到的黑影是猫妈妈。前几天下了场大雨,也许猫妈妈就是在那天从没关紧的窗户跑进他们家,在旧椅子下生下小猫的。

A问妈妈,猫妈妈还会回来吗?

妈妈说也许会。她没告诉孩子,就算猫妈妈回来了,它也很可能会不要这些幼崽,因为它们沾上了人类的气味。



为了喂猫,他们买了羊奶粉和小针筒。妈妈工作忙,喂猫的活就交给了A。A查找了很多资料,一天要喂几次,一次喂多少的量,温度多少合适,怎么喂不会呛到猫,这些东西他学得可认真。

结果这个假期,A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它们身上了,连作业都得抽空写。

那只黑白花的丑猫不仅丑,还很弱。其他猫都渐渐长大,四肢变得更强壮,皮毛变得更丰满,走路也更稳了。只有它还是又瘦又小的一只,叫起来声音还是细细的,坐着都打晃。

A来喂奶时,小猫们总是很兴奋,互相挤开对方,争着要第一个喝。丑猫总是被挤到最后,在小猫堆外干着急。看着怪可怜的,A就把它抱起来,先喂它。

其实看久了,它也没那么丑了,让它躺在自己腿上喝奶时,A想,眼睛还是好看的,是橄榄绿色。

小猫断奶后,妈妈就开始给它们找领养人了。最漂亮的一只很快送了出去,其他几只也陆续被预定,但来看猫的人谁也没表现出对丑猫的兴趣。A很焦虑,怎么兄弟姐妹都好看,就它丑呢?它好像找不到主人了。

那段时间,一吃完饭A就跑到猫窝边,看着丑猫发愁。

妈妈又一次问A喜欢它吗。这回A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妈妈从来没有养宠物的打算,她太忙了,连孩子都没空照顾,更别说宠物了。而孩子又太小,她怕A承担不了养宠物的责任。但看着A这副样子,又一想这些猫都是他喂活的,于是妈妈说,如果A能照顾好它,他们可以把它留下,不然就只能送去救助站了。

A很高兴,抱着丑猫向妈妈保证自己会当个好主人。然后丑猫就做为这个家的一员留下了,妈妈给它取名叫巴勃罗。



长大后的巴勃罗依然不好看。也许是先天不足,它的体型比正常猫小一圈,即使A天天用零花钱给它买各种好吃的,它也还是瘦,皮毛一点也不光滑柔亮,又经常生病。

但巴勃罗是只大胆且自信的小猫,成天趾高气昂地在A床上转悠,好像那是它的领地,转悠够了就四脚朝天躺在A枕头上睡觉。

邻居家那只威风凛凛的德牧向A冲过来时,巴勃罗尖锐地喵嗷一声,冲到A和德牧之间,弓起脊背,毛全部炸开,喉咙里呼噜呼噜的。

A把它抱起来,顺顺毛,说,没事,曲奇只是想和我玩而已。是的,这只德牧叫曲奇,健壮的外表下有一颗温柔可爱的心,虽然冲过来的架势吓人,但会在合适的距离停下,乖乖等A摸它。

巴勃罗看着A和德牧玩,一开始很不屑,后来很生气。在A又开始摸德牧的肚子时,巴勃罗用脑袋顶开了A的手,A伸几次手,它就顶开几次。

巴勃罗得过猫藓,给它涂药时它一个劲挣扎,A怎么也按不住它,直到它的爪子不小心划破A的手,巴勃罗一下子不动了,僵成一根猫棍。

打完疫苗回来,A发现巴勃罗变得特别黏他,走哪跟哪,他洗澡时还非要跟进来,扒着浴缸看A包着纱布的手,明明它很怕水。

晚上睡觉前,巴勃罗把脑袋放在A手边,垂头丧气的样子。A说别怕,他没生气,妈妈也没生气。巴勃罗喵了一声。



巴勃罗喜欢出门乱逛,为了防止它走丢,A给它带上了项圈,项圈上刻着它的名字和家的地址。一开始巴勃罗很讨厌项圈,总是用后腿挠它,试图把它弄掉。A严肃地告诉它项圈的作用,然后巴勃罗就不再挠项圈了。

巴勃罗让A觉得,动物能听懂人说话,只是自己不会说而已。哪怕后来A长大了,知道了不是这么回事,他也还是总有这样的印象,偶尔会下意识把动物当成人对话,引得其他人古怪地看他。

有一天晚上,巴勃罗没有回家,A特意在自己的卧室给它留了扇窗。但第二天早上,依然看不见巴勃罗的身影。A有些慌了,巴勃罗从没有夜不归宿过。妈妈安慰A再等等,也许巴勃罗只是玩得太开心,跑得太远,现在正在赶回家的路上。

等到下午,妈妈帮A打印了厚厚一叠讯猫启示,四处分发。之后又过了好几天,A放学回家,看到有个陌生人站在他家门前跟妈妈说话。

A走近后,妈妈让A跟陌生人说谢谢,A不明白为什么,看到妈妈手里的盒子,突然就明白了。

是巴勃罗吗?A问。

妈妈点点头,说,巴勃罗不知什么时候被车撞到了,躺在绿化带里,这位女士路过时看到了巴勃罗,把它带回来了。

陌生的女士弯下腰,对A说,对不起,小家伙。

A先说了谢谢,又说了再见,目送女士走出他家院子后,A转身看到妈妈一脸怕他哭的样子。但是A不想哭,很奇怪,他一点也不想哭。他知道巴勃罗死了,尸体装在盒子里,他已经不顾妈妈的阻拦,打开盒子看到了巴勃罗,很脏很僵硬,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和鼻子边有血。但A一点也不想哭,眼睛和鼻子都没有酸涩的感觉。

巴勃罗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简单。A仔细看巴勃罗的尸体,冷静地想该把它埋在哪。



他最终决定把巴勃罗埋在自己窗下,也许半夜巴勃罗的幽灵会跳进窗户,跳到A枕头边,用脚踩A的脸,想让A给它让个位置,就像它还活着时那样,只是A再也感受不到了。

A不让妈妈帮他,一个人举着小铲子挖土,挖得手黑黑的,衣服和脸也脏了。把土盖上后,那一小块地方没有草,看着很突兀,A在上面撒了一把太阳花的种子,妈妈说这种花很容易活,放着不管也能长一大片。

当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妈妈还没休息,她敲了敲A卧室的门,过了好一会儿A才来开门,眼睛红红的。妈妈把A搂在怀里,终于放心了,说,没关系,哭吧,会哭才是好事。A止不住地流眼泪。



很快,太阳花就像妈妈说的,长出了一大片。花朵很小,但是颜色明艳,很漂亮。A一打开窗就能看见,时常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A对它们招招手,像是巴勃罗打招呼。

花开得这么好,大概是因为巴勃罗的身体成为了它们的养料,A开始考虑自己死后也要在坟上种花。



离开哥白尼时,A想挖几株巴勃罗的太阳花带去PLANT,可惜过不了海关,只能作罢。



后来,在为血色情人节死难者举办的国葬上,A抱着一束白花站在亲属队伍里。队伍缓慢地向纪念碑移动,黑色石碑脚下已经放满了白花。A抬头看向远处高台上的父亲,他正在发表演讲,动作和语气都很有力。A听着周围的哽咽,心想,父亲哭过吗?还是跟他一样哭不出来?

A想起母亲说过会哭才是好事,但A实在哭不出,他坐在自己房间里,试着酝酿眼泪,但从晌午坐到黄昏,眼睛还是很干燥,胸中却更空了。这是一种可怕的空,抽干了他所有的血液和力气还不够,要吞噬他整个身体。

也许就像当初为巴勃罗哭一样,他是那种要反应一段时间才能哭出来的人,这次因为是妈妈,所以得反应格外久才行。

A环顾四周,发现和他一样脸上没有泪痕的人也有不少,大家都是一样的。他再一次看向父亲,在心里轻轻说,父亲,希望你能哭。



战舰离港前,后勤给他们分发了信纸和狗牌,信纸用来写遗书,狗牌上刻着他们的姓名和识别码。

A没什么好写的,他没有遗产可以分配,没有个人传奇可以讲述,也没有要对这个世界或哪个人说的话——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写下第一行字:请在我坟前撒一把太阳花种子。

不知道父亲会不会满足他这个愿望,应该会吧。

A戴上狗牌,冰凉的金属薄片贴着胸口,A觉得它是另一种巴勃罗的项圈。



但最终谁也没把这封遗书拆开来看过,因为A至今还活着,并且不再属于ZAFT。他不知道ZAFT是怎么处理他的遗书的,也许是扔进了碎纸机,也许早在动乱中遗失在了某个角落。



伦敦的冬天堪称凄风苦雨,回藏身地的路上,雨和雪一起下下来,A着急赶路,差点踢到躺在人行道上的猫。

是一只黑白花的猫,看到它的第一眼A就愣住了,因为它的花纹非常眼熟。那个名字堵在他喉咙里,始终没有出来。

猫爬起来,转过身看他,对他喵了一下。

橄榄绿的眼睛,还有嘴巴边胡子一样的花纹,A想,丑得一模一样。

他和这只猫对视,好像他们认识彼此。猫又叫了一声,甩甩尾巴,A能从它脸上看出不耐烦。

又过了几秒,A绕过猫接着赶路。走出一段距离,他若有所感地回头,猫跟在他身后。见他停了,猫也停下,坐下舔舔前爪。

他们又在寒风中像雕塑一样对峙了一会儿,A说,我不认识你,也养不了你,你去找别人吧。

确实养不了,A居无定所,否则他会乐意将它带回家的,毕竟它那么像巴勃罗,毕竟冬天那么冷。

他相信猫听懂了,也相信它喵的那一声意思是“不要”,只能无可奈何接着赶路。他在一条普通的街道租了间普通的房子,打开房门前,他低头看看脚边的猫,说,好吧,你可以进来暖和一下,但是不能待太久。

猫像回自己家一样轻车熟路地进去了。

A把自己的晚饭分了猫一部分,阻止了它抢自己的牛奶喝。猫不能喝牛奶,大部分猫都乳糖不耐受,A说。

晚上睡觉前,A问它,你明早走吗?它没理A,自顾自在A的枕头上踩奶。A只好把枕头让给它。

后来的几周里,猫一直在A的藏身处。A出门前会给它开扇窗户,方便它出去玩,但翻看监控,它从没踏出过房间一步,A不在时它就在床上昨晚A躺过的位置睡觉,或追着尾巴自娱自乐。于是A不再给它留窗了。

有时A会带着伤回来,不严重,他自己处理一下再睡一觉就没事了。猫却很重视,对着伤口嗅来嗅去。有一次A回来时太累了,来不及换下渗血的绷带,倒头就睡,睡到一半被一阵焦躁的喵喵声叫醒,自从遇见这只猫,A还是第一次听见它这样叫。

A撑开沉重的眼皮,第一反应是观察四周,没有异样,除了一只丑猫站在他脑袋边,目光担忧;第二反应才是查看自己,发烧了,渗出又干涸的血把衣料粘在身上。

A处理了一下自己,勉强吃了点东西就又回到床上。身上太难受了,他睡一阵醒一阵,梦也不安稳,光怪陆离什么都有,但什么都记不住。他迷迷糊糊间感受到有个又暖又软的东西贴在额头上,以为是母亲的嘴唇,挣扎着睁开眼睛才发现,是猫在用鼻子蹭他。

不知怎么,胸中空了好几年的那一块突然被填上,A鼻子一酸,迟到太久的眼泪终于落下。他忍着哭腔,念了一声巴勃罗。猫喵了一声,A知道它的意思是“我在”。

接下来的夜晚A意外睡得不错。隔天一早,他被晨光叫醒,看到窗户半开着,窗台上有一串花朵形状的猫脚印。

巴勃罗回去了。



END
2023

Tuesday, January 09, 2024 22:49:35 PM 阁楼里的星空球 PERMALINK COM(0)